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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之水青海来

　　在大河之畔生生不息的子孙们一直在寻找着母亲河的乳汁从哪里来，又有着怎样的遭际，对母亲河源头的寻找经历了千年百载，是跨越了时空的中华民族接力之旅。
　　卡日曲和约古宗列曲的黄河正源之争，纷纷扬扬，此起彼伏。虽然尘埃已经落定，但余音仍然绕梁。
　　
　　 约古宗列盆地里的三眼泉源喷涌而出，黄河诞生了
　　“项立志是1952年8月去的黄河源，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第二个可能就是我了。”谈英武已经从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设计总工程师的位置上退下来了，但这位70岁高龄的老“黄河人”说起46年前的那次探源“历险”，仍然是掩饰不住的激动和兴奋。那一年，原本学习天文的他25岁，并因为自己的爱好从紫金山天文台调到了黄河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黄委会）。
　　新中国成立后，对黄河源头的探求最早可以追溯到项立志、董在华率领的黄委会河源查勘队，他们曾经历时两个月，按1/25000地图勘测了河源地区和通天河支流色吾曲入口处，并对当地藏族群众进行了访问。这次考察后形成的报告指出：“黄河是源自约古宗列曲”、“鄂陵湖在上，扎陵湖在下”。由于年代久远，谈英武对那段历史的寻访，还是止步于对项立志、董在华等人的屡屡寻人不遇。在他的印象中，2003年，项立志在黄委会出现过一次后，就再没有消息了。
　　1960年，由于在黄委会勘察设计一队第一大组任副大组长，谈英武带着40来人在四川、青海、甘肃三省交界处勘测南水北调西线引水线路。谈英武回忆说，“我们是1959年进入到这一地区的，任务是勘察从玉树附近的金沙江引水到积石山的贾曲入黄河的线路。”
　　这年8月，时任队长的陈圣学来到第一大组，与组长屠铭华和谈英武商议具体工作，“陈队长想让我带几个人勘察一下鄂陵湖、扎陵湖，如有可能到黄河源，勘察从通天河调水到两湖和河源的可能性。”
　　8月的一天，一辆嘎斯卡车从四川省石渠县城惟一的一条大街上开出，经青海省玉树，向黄河源第一县玛多进发。
　　谈英武挑了4个测量人员和一个炊事员，成都军区某部派了一位副排长带4个战士随队保护。他们随身携带的装备很简单，一件皮大衣，一条狗皮褥子，两三袋大米，两顶帐篷，8月是高原天气最好的季节，但严寒和高原反应仍然是他们遭遇的最大难题。
　　三天后，玛多县出现在了这支考察队的视野中。“我们从县上雇用了12匹马、5头牦牛，又找了两名藏民做向导。”在谈英武的回忆中，从玛多县城前往两湖的日子应是8月20日，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两天后，他们到达了两湖地区，“那天晴空万里，湖边有放牧的藏民，下午下起了冰雹。”人迹罕至的两湖地区充满了神秘感，让初来乍到的考察队员觉得空寥的高原有些恐惧，浪花拍打着湖岸，白云之下，寂静无边。
　　队伍继续向前，在马背上颠簸了一天之后，一条不大的河沟连贯着几十个海子出现在他们面前。考察队顺着狭长的河谷地带继续向上走，藏族向导说，再向上的路他们也没有走过，海子不知道深浅，马不能跑太快。“我现在回忆起来，好像只有在一个地方见到过帐篷，叫麻多生产队。”时间冲淡了记忆，停留在谈英武印象中的那个麻多生产队就是后来被称为黄河第一乡的曲麻莱县麻多乡。在当年源头惟一的“生产队”帐篷边上，考察队还住了一个晚上。
　　根据随身携带的简易地图，谈英武判断海子多的地方就是星宿海，但他们没过多停留，继续沿着宽不过两米的河沟前行。一天后，考察队员爬上雅拉达泽山，在海拔4500米左右的草地上，他们清晰地看到喷涌而出的三眼泉水流进了三条清澈见底的小溪，尔后在不远处汇聚到了一起，并流淌过了一个幽静的盆地。他们判断这里就是地图上标志的约古宗列盆地了，而涌出的泉水汇聚成的小河就是约古宗列曲，“约古宗列”在藏语里的意思是“炒青稞的锅”，意为盆地，黄河最初的水流就来自于这里。
　　
　　对约古宗列曲的认定是一段漫长的历史，它随着我们的认知程度而逐步推进
　　在古人的心目中,像黄河这样伟大的河流，一定是来自神圣的地方。
　　“黄河之水天上来”，这是诗人李白想象力的发挥。《山海经》是一本记有许多神话和传说的古书，留下了“河出昆仑”的记载，长期为中国人所深信。昆仑山“方八百里，高万仞”是“百神之所在”，有虎身人面的怪兽把守在那里，除非你有超群的道德和才能，否则是上不去的。但这昆仑在何处，当时并不清楚。
　　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黄河源头在帕米尔的新消息。据他报告，塔里木河的水注入罗布泊后，潜入地下流动，至南边再涌出地面成为黄河。这一来，塔里木河便成了黄河的上源，而塔河水来自葱岭，帕米尔高原就成了黄河源。张骞这份报告的依据来自传闻，他本人并未亲自到这些地方考察过，而对黄河源真实的文字记载，直到隋唐时期才被中原人首次记录下来。
　　隋是一个在分裂了数百年之后，中国再次统一的朝代。隋炀帝的军队平定了吐谷浑，从未被中央政府管辖过的土地并入了东部王朝的版图。在那里，四个新的郡名出现，河源郡便是其中的一个，管辖地区为今天的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和海南藏族自治州部分地区，用河源命名，表明当时已知道黄河发源于此。
　　公元635年，吐谷浑部落又不安分起来。唐朝将领侯君集、李道宗率领一支人马征讨，史书载“北望积石山，观河源之所出焉”，他们到达了星宿海、扎陵湖一带，中原人真正到达河源地区了，但未必真的见到了河源。
　　唐朝以后，中原人对黄河源头的位置渐渐有了比较准确的认识，知道巴颜喀拉山是它的出发之地，但对黄河源的实地考察却是由两个少数民族皇帝开始的。
　　第一次的实地考察始于元代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元世祖忽必烈为开发黄河，命荣禄公都实为招讨使，历时4个月，制图还报，这是中国官方首次派人实地考察黄河河源。返回大都后，都实向忽必烈写了考察报告，绘制出《黄河源》图及沿途山川城镇图。翰林学士潘昂霄得到了河源报告的副本，他据此撰写了《河源志》，“河源在尕乃思西鄙，有泉百余泓……灿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脑儿。火敦译名星宿也。群流奔凑，近五七里，汇二巨泽名阿剌脑儿。”《河源志》第一次记载了黄河源从星宿海汇进了两湖。
　　第二次是清康熙四十三年四月（公元1704年5月），康熙皇帝命侍卫拉锡等视察河源，但他们也只到了星宿海。拉锡确认了元代的记载，并发现星宿海的水还有三条河作为上源，遗憾的是，当时他并没有继续上溯。康熙末年组织全国性的地形测量，星宿海以上的河源也被部分勘察和绘制出来了。
　　清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朝廷派人到河源去祭祀河神，这次出于对神的敬畏，真的到达了河源，留下了一些有价值的材料。这次考察提出黄河发源于一个叫做“噶达素齐老”的地方，后在1978年的考察中被证明是虚构的。
　　1937年,民国政府四川省陆地测量局在川、青、甘、康四省交界地方测量时，写有《黄河上游流域考察记》，但他们只到了鄂陵湖一带，源区地貌形势仍保持了旧说。
　　1978年的考察发现卡日曲比黄河正源
　　约古宗列曲要长一些
　　1952年项立志、董在华的考察和1960年谈英武的考察都局限在为南水北调西线探求可能性上，对黄河源头的确定又都局限在对既往古人认知的结果上加以确认，因而前后两次的考察都认同了传统意义上的约古宗列曲为黄河正源。
　　1978年，黄委会再次派出南水北调西线考察队。“我们这次是考察从通天河穿越巴颜喀拉山引水到黄河的可能性，另一个线路是从雅砻江引水到玛曲。”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尤联元研究员参加了这次考察，“我们要确定究竟该选择哪条线路。”
　　

　　这次考察，对黄河源头的确认亦是一个关键的任务，较之前两次考察，更具目的性。同时，考察队所携带的装备和工具也较以往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当时也想把黄河源头弄清楚，到底哪条河是黄河正源，是到了弄清楚的时候了。”在地理所的一间办公室里，透过冬日的阳光，追忆过去，尤联元仿佛是在憧憬往事。
　　这年6月，尤联元随考察队到达了恰卜恰（玛多县）。“我们首先考察的重点是两湖，坐船测量出了湖深，这是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尤联元是坐船测量两湖的队员之一，他在队伍中区别于其他队员之处是穿了一件白色羽绒服，而没有穿队员统一的蓝色棉服。湖深、湖面宽度很快测量了出来，“一个湖浅，颜色发灰，一个湖水深，发蓝。”水深的那个湖就是鄂陵湖。
　　队伍骑马继续从两湖前行，数日后，星宿海出现了，“那里就是麻多乡。”和1960年谈英武的考察相像，白云、绿草，还有牛羊成群。“我们又从星宿海向上走，一直走到了玛曲曲果。”一块沼泽地出现在了尤联元等人面前，几条很小的河在流动，“不宽的水面，好像一步就能跨过去。”
　　在一个泉眼旁边，已经有一个写着汉藏两种文字“黄河源”的木碑立在了那里，“这应该是1952年的前辈考察时留下的。大家认为这就是黄河源头了，都很高兴，纷纷朝天鸣枪庆贺。”一块历经20多载风吹雨打的木碑，一片泉水奔涌的草地，让队员们抑制不住兴奋，忘记了连日来的高原反应。尤联元等人测量了约古宗列曲的河宽、水量和河的长度。
　　隔着一座山向东南方就是卡日曲。“我们翻山到了卡日曲，也进行了和约古宗列曲一样的考察。”比较下来，卡日曲的水量大一些，尤联元认为，由于与约古宗列曲的测量时间相差了几天，不能做简单的水量比较。“我们又做了地形地貌的考察，发现卡日曲发育的年龄也较大，比约古宗列曲早、老，河岸两侧和河底有古老的岩石、沉积物。”测量下来，发现卡日曲比约古宗列曲也要长一些。
　　在结束黄河源地区的考察之后，考察队在结古镇（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进行了两次讨论。有的人认为应该维持约古宗列曲为黄河正源的以往结论，有的人认为既然卡日曲水量大、长、古老，就应该改卡日曲为黄河正源，尤联元当时亦持这一观点，主张确定卡日曲为黄河源头。
　　1978年8月，这支考察队返回西宁，召开了扎陵湖、鄂陵湖两湖名称位置及黄河源问题科学讨论会。会议讨论的结果一致认为地图上标志的扎陵湖在东、鄂陵湖在西是错误的，应该恢复西扎东鄂的正确位置。1979年2月2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根据历史记载和实地考察，恢复两湖的历史名称，但对于源头问题，因各家说法不一，却暂时搁置了起来。
　　
　　在河源碑不远处，
　　就是玛曲曲果的第一只泉眼
　　就在尤联元等来自平原的人顶着高原透亮的光线考察黄河源的时候，另一支主要由青海当地人组成的队伍也在进行着相同的工作。青海省出面联系了青海省军区、青海省测绘局、青海民族学院，邀请了国家测绘总局、中科院地理所、解放军总参测绘局、新华社等单位，组成了一支规模庞大的考察队。
　　1982年11月，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黄河源头考察文集》，书的内容以参加青海省考察队的队员报告为主。1983年2月上旬，新华社以该书为资料来源，发表了一条消息，提出黄河正源是卡日曲而不是约古宗列曲。
　　其实，早在1979年5月的《人民画报》上，卡日曲为黄河正源的说法就已经有人提出，而一位民间考察者对黄河的徒步考察更加剧了学界对黄河正源的关注和争论。
　　1981年7月19日，著名地质学家杨联康到达了黄河源地区。经过考察，他提出了卡日曲的支流拉朗情曲应为黄河源头的说法。杨联康在考察后发现，如果以拉朗情曲为黄河正源，黄河总长度比以约古宗列曲为正源长30.5公里，比以卡日曲为正源长11.9公里，黄河的总长度为5501.1公里。
　　从感情上来说，人们更倾向于黄河变长，但从历史习惯和国际通行标准来说,以拉朗情曲或卡日曲为黄河正源却又未免牵强,学界和民间的争论将黄河正源的说法在不同场合变得莫衷一是。
　　争论在1983年达到了高潮。《光明日报》和《人民黄河》杂志组织了一场“纸上谈兵”的讨论，持不同观点的专家发表文章，提出了多源说、卡日曲源头说、维持原状说等若干提法。
　　当时在黄委会勘察规划设计院的张维民参与了这场讨论，他根据自己1978年的实地考察结果，提出“黄河应为多源”，即玛曲、卡日曲和多曲均为河源，可分别称之为西源、中源和南源。张维民认为，从三条河流来看，各有所长，又都缺乏独占鳌头的充分论据。从历史考证来看，蒙古族（明末清初）移牧于河源地区时，即把星宿海汇合的三条河都认为是黄河源，称为“索尔马”（蒙语，河源）。
　　黄委会水文局的马秀峰是维持原状观点的拥护者，他认为确定黄河源应首先确定干流。当地居民把玛多县城到约古宗列盆地以西的很长一段，统称为玛曲。汉语中的黄河与藏语中的玛曲是一条河流在不同语系中的表达，玛曲的源头就应是黄河的正源，历史上一直把约古宗列曲作为正源的说法是不能更改的。
　　“关于河源问题，是由长江源头引起的。沱沱河在当时的考察中发现是长江各源头中最长的，就以‘河源唯远’的观点定了下来。”尤联元也是确定长江源的见证人之一，他曾随当时中科院地理所地貌室主任沈玉昌前往长办主任林一山家中汇报过两次。“黄委会多数意见主张维持原来的，不要更改。”尤联元也曾经撰文参加了1983年和随后于1984年展开的河源问题讨论，他后来认为，确定约古宗列曲为正源是可以的，但计算长度应以从卡日曲算起。
　　1985年7月，黄委会再次派出南水北调勘察队，对黄河源、扎陵湖、鄂陵湖及通天河引水枢纽进行查勘。原黄委会主任王化云，当时已78岁高龄，决意亲自考察一趟黄河源，在西宁做体检后，青海省委、省政府不同意他前往，只能抱憾作诗：“二线不偷闲，七八上河源，借来长江水，建设半边天。心雄力不足，高山不能攀，医院坚叮嘱，不能过三千。”
　　王化云虽不能前往，但题写了“黄河源”三个大字，做成了木碑，委托勘察队带到河源。
　　这次的考察成果结合历史传统和各家意见，与下段河道平顺延续、当地藏民的看法和200多年的历史习惯，确认卡日曲为约古宗列曲（玛曲）的支流，玛曲为黄河正源，并在约古宗列盆地西南隅的玛曲曲果竖立河源标志。
　　7月4日，勘察队将木碑立于约古宗列曲源头，第一次由政府官员、第一个“河官”题写的碑名出现在了高寒的冰冻黄河源区。

　　1952年8月2日至12月23日，由黄河水利委员会组织的河源查勘队六十余人，在项立志、董在华的率领下，对黄河河源进行了为期４个多月的勘察（上）。河源查勘队认定约古宗列曲为黄河正源，雅拉达泽山是它的源头，这一结果与前人考察结果不相符，在学术界引起争论，但黄河发源于约古宗列曲的说法广为流传。1985年，黄河水利委员会根据历史传统和各家意见，确认约古宗列曲（玛曲）为黄河正源，并在玛曲曲果竖立了黄河源标志。

　　约古宗列盆地位于雅拉达泽山之东，面积约150平方公里，周边多为山岭阻塞，各方的地下水都向这低平的盆地中部聚集，涌出成泉，一条条宽窄不等的浅浅水沟交错其间，它们逐渐汇合成流，向东边的星宿海流去（上，摄影/周伟）。约古宗列盆地海拔虽高达4400米，但盆地周围山岭的相对高度却很低，在它南边与长江上游通天河相隔的分水岭，最低处的相对高度才20米左右，因此1952年黄委会组织的河源查勘队曾调查过从长江上游向黄河调水的可能性。

　　黄河源区年降水量虽不足400毫米，但地势高寒，冻土发育，蒸发损耗少，有利于径流形成，因此河源地区湖沼密布，水网纵横，考察队进入这片区域相当困难（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江源”地区水量逐年减少，其中以黄河最为严重。1997年，黄河源头的扎陵湖和鄂陵湖之间竟发生断流，由于兰州以上年均水资源量占黄河总径流量的一半以上，因此黄河源区水量的减少对整个黄河流域会产生重大影响。右上图为玛沁县石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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