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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多民族融合演进的历史舞台

青海——多民族融合演进的历史舞台

    青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自古以来这里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是中原汉族文化和西部少数民族文化交汇的地区，在政治、军事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先民们很早就在这块土地上从事农业、畜牧业等生产活动，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实践活动，从而构成了青海历史丰富多彩的画卷。青海历史发展与祖国历史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除了与祖国历史的发展具有共性的一面外，因地域的、民族的以及其他种种特殊因素，青海历史的发展又具有浓厚的地方和民族特色。

    先秦  据考古发现，早在二三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在今青海柴达木河、通天河上游及支流的河谷等地已有原始人类活动。在距今六七千年的中石器时代，青海黄河河曲一带居住着一些氏族和部落。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马家窑文化、相当于铜石并用时代的齐家文化、相当于青铜器时代的辛店文化等，在河湟地区都有广泛分布。分属马家窑等文化遗存的青海彩陶，以器物精美，数量众多等著称于市。相当于青铜器时代的以湟中县卡约村命名的卡约文化，在柴达木盆地发现的诺木洪文化，都是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古代文化。这些具有丰富内涵的青海远古文化，除了与以后活动在此地域的古代民族有着密切的源流关系之外，还反映了青海古代文化与西北其他地区以及中原古代文化的联系。

    约在原始社会末期，青海是羌人活动的地区约在夏、商时代，青海地区聚居着羌人部落，他们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狩猎生活。战国初期，羌人中的杰出人物无弋爰剑被秦国掠为奴隶，后逃亡到河湟地区，给当地羌人传授了他在秦国学到的生产技术，受到羌人拥戴，河湟羌人经济因此而得到发展。

    两汉 两汉时生活在青海地区的羌族游牧部落有数十个，他们互不统属。中西部地区的羌人主要从事狩猎及原始畜牧业、农业生产，东部河湟地区的羌人过着农牧兼营的生活。西汉初，北方匈奴强大，河湟羌人曾臣服于匈奴。汉武帝时，为经营西域，于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遣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开通河西走廊，隔绝羌人与匈奴的联系，诸羌内附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奉命进击河湟地区的羌人，西逐诸羌，筑令居塞（今甘肃永登县境），初置护羌校尉，绝领河湟羌人事物，许多羌人被迫迁至青海湖地区。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宣帝遣后将军赵充国率军深入河湟，对羌人剿抚并用，取得了政治、军事胜利，使河湟地区成为西汉西部边防要地。

    东汉初 陇西太守马援在河湟地区击败先零等羌人后，光武帝采纳马援有关巩固河湟地区的建议，从武威遣还从金城郡逃生的百姓3000余人，充实河湟诸县，开导水田，劝民耕种，使社会生产得到发展。

    两汉在青海的屯田和移民实边，使得内地的徙民把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工具和作物品种等陆续传入青海地区，从而在农业生产中出现了使用铁器，兴修农田水利，讲求耕作技术等现象，这是青海农业发展史上的一个进步。屯田收获不但补充了军粮不足，省转输之劳，而且对巩固边地，掌握出兵和防守的主动权起了很大的作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两汉时河湟地区，青海湖地区的驿道得以创立，贯穿青海东西的羌中道开始发挥重要作用，马车在羌汉战争中广泛使用，黄河、湟水之上出现了古桥、古渡，青海交通运输得到了开拓性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局长期分裂混乱，民族不断迁徙， 人口流散，加速了民族间的融合与交流。曾在青海等地活动过的羌族、月氏、匈奴、鲜卑等民族，或发展演变为其他新的民族，或移居他地，或在与汉族杂居中受汉文化影响而被同化。

    吐谷浑人原为辽东鲜卑慕容部的一支，于西晋从阴山南下，经河套至陇西，据于今青海、甘肃、四川的部分地区，后以青海湖南部、西部为其活动中心。随部族势力的发展，吐谷浑由人名转为姓氏、族名和国名。其第九代王阿豺（417-426年在位），兼并氐羌，地方数千里，号为强国。阿豺之后，更为强盛。吐谷浑国势力范围，东西长约1500公里，南北宽约500公里。吐谷浑政权仿效中原王朝推行封建的政治制度使青海中、西部众多的羌人部落统一于其政权之下，改变了羌人部落互不统属的状况，并相互结合，形成了一个民族融合体，从氏族社会大跨步迈入封建社会，客观上促进了青海中、西部社会历史的发展。吐谷浑由于社会相对稳定，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牲畜数量增加。他们利用地理优势，广交周邻，充当中西陆路交通有关各族的中介人，使丝绸之路青海道、河西贸易道以及蜀汉市场等为其所用，为丝路畅通和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作出贡献，推动了原始游牧业经济向商品畜牧业经济的转化，这是中国民族经济史上值得重视的一个范例。

    隋唐  隋初，青海东部地区归隋管辖，而西部、南部广大地区仍为吐谷浑，党项羌等占据。开皇十六年（596年），文帝以宗室女光化公主为吐谷浑可汗世伏之妻，吐谷浑朝贡岁至。隋炀帝时，为征服吐谷浑，开通西域，于大业四年（608年）出兵吐谷浑。次年，炀帝率军亲征，耀武西陲，从临津关入青海境，于覆袁川（今门源县境）大破吐谷浑，吐谷浑部众10万人降隋。

    唐初 吐谷浑不断侵扰唐沿边州郡。太宗贞观九年（635年），唐以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率军征讨吐谷浑，李靖深入青海湖东南，派兵追击伏允至突伦碛（塔克拉玛干沙漠），迫使吐谷浑归附于唐。十年，唐以宗室女弘化公主嫁吐谷浑可汗诺曷钵，于十四年成婚，吐谷浑与唐朝关系日益亲密。吐蕃崛起后，赞普松赞干布曾数次遣使唐朝以求和亲。贞观十五年（641年）唐以宗室女文成公主嫁与松赞干布，和亲队伍经过青海时，吐谷浑主诺曷钵为公主修筑行馆，并举行盛大迎接仪式。这次婚姻奠定了唐、蕃甥舅关系和人民之间的兄弟情谊。吐谷浑因地处唐、蕃之间，便成为吐蕃向外扩疆和唐朝安边的必争之地。高宗龙朔三年（663年），吐蕃大论（丞相）禄东赞率军大举进攻吐谷浑，吐谷浑可汗诺曷钵及弘化公主领数千帐逃亡凉州，吐谷浑国亡。中宗景龙年间，唐封养女雍王李守礼之女为金城公主，嫁与吐蕃赞普弃隶缩赞为妻，并以黄河九曲之地（今海南，黄南州黄河两岸地区）为其嫁妆，使唐蕃关系得到很大改善。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唐蕃以赤岭（今日月山）为界。此后唐蕃虽多有战事，但矛盾争斗和友好往来交织发展。

    隋朝与吐谷浑在承风戊（今贵德县尕让乡千户庄一带）互市，唐朝与吐蕃在赤岭互市，中原王朝用丝织品、茶叶等物交换民族地区的马匹及畜产品，互通有无。隋唐时交通邮驿有新的发展，隋设西海郡、河源郡后，逐步开辟了与其相连的驿道，唐代在青海境内通过的唐蕃古道被后世誉为沟通汉藏两族人民友好联系的“黄金桥”。隋唐时期，青海地区佛教盛行，许多地方建有佛塔。

    宋元 宋初，青海地区蕃汉杂处，吐蕃王室后裔角厮罗部控制了湟水流域，势力日盛，在统一了宗喀地区（今甘肃地区河、湟、洮流域）后，建立起以吐蕃人为主体的地方政权，角厮罗继承唐蕃友好关系的传统，对宋朝以甥舅关系相称，臣服北宋，并与宋互通茶马贸易。

    角厮罗政权向北宋进贡马匹和畜产品，北宋则以回赐方式按其值增二分给以茶叶、布匹等。这种特殊的贸易方式，加强了边地与中原王朝的联系。西夏占领河西走廊后，来往于宋朝和西域各国的商队都改行青海道，角厮罗地区成为西域各国贡使、商旅必经之地，青唐城成为东西贸易的集散地，商业呈现出繁荣景象。

    13世纪初，北方新兴的蒙古族日益强盛。南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成吉思汗在攻打西夏的同时，蒙古军南渡黄河攻占积石州西宁州，青海东部成为蒙古汗国的势力范围。元朝结束了吐蕃王朝崩溃以来青藏高原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使包括青海藏区在内的广大藏区在政治上首次统一于中央王朝，元朝不断加强对吐蕃地区的管理，推行“因其俗而柔其人”的民族政策，扶植和利用佛教为其统治服务，使佛教在青海地区得到迅速发展。

    明清 明洪武五年（1372年），改西宁州为西宁卫，下辖六千户所，以后又设“塞外四卫”：安定，阿端，曲先，罕东。孝宗弘治元年（1488年），设西宁兵备道，直接管理蒙藏各部和西宁近地，“塞外四卫”由西宁卫遥控。明初在青海东部用的土汉官参设制度几经演变，逐渐成为土司制度在青南、川西设有朵甘行都指挥使司，下辖宣卫司、招讨司、万户府、千户府、千户所，又在青海黄南、海南一带设必里卫，答司麻万户府等。

    16世纪初，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的和硕特部移牧青海，清雍正初年，罗卜藏丹津反清失败后，清朝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青海地区的统治和开发，在青海设置办事大臣，统辖蒙古29旗和青南玉树等土司政务。青海东北部设西宁府，仍沿袭明朝的土司制度属甘肃省管辖。

    民国 民国初，北京政府改革清代建制，任命青海省军政长官，对原清朝册封的青海蒙古王公藏族千百户再次实行分封，使青海全境归附中华民国。民国四年（1915年），原西宁镇总兵马麒被任为青海蒙番宣慰使兼甘、边宁海镇守使，集青海军政大权于一身，从此开始了马氏军阀统治青海长达37年的历史。1929年青海省正式建立。

    民国时青海国民经济以农牧业为主体，农业区的土地占有制度是封建地主占有制。地主凭借土地占有权，通过租佃关系对农民实行地租剥削。牧业区的土地、制度基本上是封建领主、寺院占有制、牧主、头人通过劳役地租等形式剥削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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